饶兴义，曾任晋豫边游击支队宣传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河南省博物馆副馆长。

　　张绍璋，曾任晋豫边游击支队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武汉军区空军政治部宣传部长。

　　1939年初春，我们西北青年战地服务第五团30多个同志，从陕北出发，经过西安、风陵渡到了“唐支队”所在地阳城县城，虽然很疲劳，脚上都打了泡，可是情绪一直高涨，全团受到阳城军民的热烈欢迎，影响很大。当时阳城盛传“唐支队”新增加三个团，弄得阎锡山部下的孙楚大为惊慌，这是群众为我们造了声势，使得顽固派急忙侦探，弄清了情况。其实，当时一个是由刘瑞龙率领的抗日游击战争考察团，一个是前总工作检查团，再就是我们“西青战五团”。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件事的。

　　我们住在开福寺，来不及休息，就紧张地工作了。首先到部队做宣传工作，教战士唱歌，有《游击队之歌》、《八路青年进行曲》、《铁流二万五千里》等，每个连队都去，开展文化娱乐工作。还在连队建立“救亡室”，办墙报，写标语。同时，开展青年工作，帮助建立“朱德青年队”，入队时，发一张油印的小证书，要求“四要”、“五不要”，如要在作战训练中当先锋，要在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当模范，要在文娱活动中当骨干等；“五不要”有不吸烟、不喝酒等，要求队员熟记照做。除做部队工作外，因有不少文艺干部，如上海小小剧团和铁工剧团，“艺术大队”等成员，就和“唐支队”的黄河剧团共同准备节目，为三八妇女节、纪念巴黎公社举行了两场晚会，节目有大合唱、国际活报剧、跳舞等，受到部队的热烈欢迎。支队还要我们做统战工作，为当时的“友军”国民党部队演出，很受他们官兵的欢迎，并受到他们的款待。

　　我们由“唐支队”供给处供给，到后不久领过第一个月的津贴，每人发二元钱，这钱不是银元、钞票，而是“唐支队”自己印发的合作社票。大家领了钱，很高兴，感到新鲜，因为用这种油印票子，只能在自己部队开的合作社、饭馆买东西或吃点东西。除了能买包牙粉、一块肥皂和手巾外，还可以够两个人吃上一顿，当时尝过“穷一个月富两天”的乐趣。

　　“唐支队”发行的票子，还值得说一说，这票子的版是木刻的，支队要我们团一个姓麦的美术工作同志（上海人，专长绘画）刻的。票面左边是“壹元”二个字，右边是个人头像，作者说是唐司令的头像。为了防假冒，票版上有个暗记，在边框中隐隐约约的有个刻者的姓，为“麦”字。

　　我们团在“唐支队”工作三个月左右后，就北上壶关、高平等地开展地方青年工作。离开前，唐司令、敖政委要我们留下几个同志继续在部队工作，当时团里决定留下桂斌、张琦、高翔、黄子和（女）和我们两个共6人。

　　“唐支队”对青年工作是重视的，我们留下的同志，大部分做青年工作，主要是发展和建立朱德青年队。大队没有专职青年干事，都有兼职，朱德青年队长多由副连长、副指导员兼任，也有排长兼任的。“唐支队”驻晋城周村时，开过一次党代会议，杨伯笙副主任曾要张绍璋列席会议，并发了言，讲讲部队的青年工作。

　　黄河剧团，是在唐、敖首长的关怀下发展起来的，经常为部队演出、教歌，并能结合时事情况编演应时的节目、活报剧，在“十二月事变”时，曾揭露顽固派的罪恶，用当地“秧歌”形式演了《突击队的嘴脸》，为扩大部队编演了《参军光荣》，部队打了胜仗，就及时编出活报剧来庆祝。

　　1939年秋，我们团奉命要返回延安整顿，唐司令说他们工作很好，工作又需要，还是留下他们。这样，我们六个同志就一直留在了支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