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劭，普任晋豫边游击支队民运队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成都军区副参谋长。

　　赵一风，曾任晋豫边游击支队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河南省中医学院系党委书记。

　　阳城县城西南约30公里处，有一座析城山，主峰海拔1800多米。山东山南两侧分布着数十个自然村，抗战初期划为青龙和黑龙两个编村（现为杨柏乡）。这两个编村，人民务农为主，勤劳朴实，处于半自然经济状态。这里丛林密布、沟壑纵横、交通不便，有些村与村之间鸡犬之声相闻，但村民往来则要翻沟越岭，需半个多甚至一个小时才能到达。1938年夏，支队选定在这里建立后方基地。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也是需要有个小后方基地的，这个后方基地起了重要作用。开始时设立了办事处和保管处，分别由黄醒民、李振华负责。当年9月，合并为后方留守处，由卢曙天任处长，另有一个警卫排。这个留守处保管着许多军用物资，还设立了医院，收容和治疗了一批伤病员。与此同时，支队政治部派出了一个民运工作队来进行群众工作，只有深入发动起人民群众才使后方基地成了铜墙铁壁。民运工作队长（兼支部书记）是渠劭。次年6月渠劭调支队政治部，杨烈楠任队长。队员先后有李禹云、于锦文、王德华、赵毅锋（赵一风）、杨烈楠等十余人。党支部下设两个小组和民运工作队、警卫排各一个。民运工作队的成员，都是才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学生，只有王德华一人是当地的和尚，是个穷苦人出身，他坚决要求参军，几经拒绝，最后经领导批准参加了民运工作队。工作队一直工作到1939年11月，“十二月事变”前夕，奉命撤回了。

　　民运工作队这一年多时间里，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同时也锻炼了自己。

　　（一）向人民群众进行了抗日宣传工作。我们除了利用各种会议，逢会必讲之外，还通过组织“救亡室”、识字班、歌唱团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大道理，宣传我党是穷人的救星，宣传我军是坚决抗日的、为穷人谋福利的革命军队，宣传减租、减息政策。开始时群众不了解我们，后来逐渐好转，特别是一些穷苦农民，赞成减租减息，说共产党好，八路军好。

　　（二）组织群众。经过宣传工作，群众觉悟逐步提高，进而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少先队、人民武装自卫队（队长原凤明）等。由于自然村过于分散，常常要多次爬山越岭，分别召开多次座谈会才能组织起来。

　　（三）发展地方党组织。在一定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发展共产党员成立了青龙编村的共产党支部，前后发展50多名党员，由当地党员原性聪任党支部书记。

　　（四）改造旧政权，民主选举村长。在共产党的区委支持下，动员人民选举了成德瑞为新村长，人民当家做主，更加热爱共产党和八路军，更加提高了抗日救国的热情。

　　（五）发动群众，支援抗日。主要是动员群众采集当地的野生中药材，有柴胡、黄芩、连翘、五灵脂、山萸肉等几十种，解决部队的一部分急需。另外还向部队提供了一部分当地生长的一种可制作枪托的青木，深受战士欢迎。另外，还完成了一件重要的运输任务，1939年9月末或10月初，我军垣曲兵站教导员赵涛押送一批军用物资向总部运送，需要抢在日军进攻的前边，以免损失。这个任务需要民工120人，往返6天，情况紧急，终于经过赵毅锋（赵一风）动员青龙村长派出足够的民工，完成了这项任务。

　　（六）黄河剧团演出，轰动山村。1939年冬，支队派黄河剧团到后方基地来演出，这在这个偏僻的山村里真是件不平常的大事，因为常年累月连个小剧团也没来过，何况是这个当时已经是“鼎鼎大名”的黄河剧团呢？群众兴高采烈、扶老携幼来观看演出，连附近驻扎的国民党军队也派出了一个小部队来，演出非常成功，群众情绪达到了高潮，结束时久久不愿离去；国民党部队也深受感染，热烈鼓掌，其军官频频表示感谢。这次演出更加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是支队领导对后方基地的关心，也是对我们后方基地群众工作的一次检阅。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工作，工作队与当地人民亲如一家人了。自卫队长亲自到析城山上打野猪送给工作队吃；工作队员病了，房东给做白面条汤（当地白面很缺），如同对待亲兄弟一般。一切工作都能比较顺利地进行了。然而，1939年冬末，时局逆转，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与蒋介石军队勾结，在晋豫边制造“十二月事变”。在事变的前夕，我们奉命撤回部队，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当地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