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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族解放作奉献  为人民幸福而献身(记卫恒同志从事革命工作二、三事)——冯全喜

2021-07-22 11:20:25



今天,我来讲一下卫恒同志从事革命工作的几个小故事。

卫恒,又名魏来玉,出生于附城镇沙泊池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其父王长聚,靠打短工维持全家生计。幼时,因难以糊口,卫恒被过继给附城坡底小村一个远房亲戚魏来孩当了养子,并改姓魏。卫恒8岁,入附城小学读书,17岁入陵川第二高小,后又入本县第一高小附设二年制简易师范学习。在校期间,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深得老师们赏识。毕业后,于1935年至1937年冬在马庄.双泉等村任小学教师。其间,他阅读了梁启超的《意大利三杰传》和范仲淹的《义田记》等进步书刊,受到维新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影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卫恒目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与黑暗,目睹广大贫苦人民的悲惨生活,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大好河山的践踏和侵略,满腔悲愤,怒发冲冠。他看到当时之势,简直没有咱穷人的活路,认为“教书不如革命,安守不如造反。”于是他毅然投笔从戎,立即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战区八路军行营游击队,在游击队第十四大队任中队政治指导员。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革命生涯。

办事坚持原则工作实事求是

1947年初,康生在晋绥边区的土改工作中推行“左”的路线,使太岳区的土改工作出现了曲折,卫恒在区党委召开的土改工作会议上,坚持原则,严肃地抵制和批判了“左”倾错误,并亲自到阳城、晋城等县检查工作,纠正了一些过火的行为,使太岳区的土改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卫恒对亲戚要求严格。他的长兄王成则,一次找到他给自己的儿子王青龙找个事干。卫恒对哥哥说:“哥,以我现在的身份,给咱青儿找个事干,问题还是不大的,但你是否想过,他一走,你就得挑水、担煤(当时他哥已61岁),你就缺了手啦!再则,国家现在并不富裕,还存在很多困难,我当省长,在国家困难的时候,把自己的亲属往外带,大家看了是什么影响?我的看法,青儿还是留在你身边好些,如果家里有什么困难,我尽力帮助解决,你看怎样?卫恒的长兄听了弟弟的肺腑之言,立即打消了让儿子出去的思想。

卫恒同志在工作中最讲实事求是。“大跃进”年代,他看到一些人盲目追求工农业生产高指标,搞脱离实际的浮夸风,心中甚为忧虑。他忠告全省干部:“一定要把革命的热情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结合起来。”在他指令召开的全省统计工作会议的报告中,他强调说:“目前我们有些地方和有些方面统计数字缺乏准确性,为了怕别人批评右倾保守而准备了高低不平的两套数字,任人选用,甚至像风筝、气球一样随风飘荡,看空气、探风声办事。对于各项数字,我们必须采取马列主义的老实态度,是就是,非就非,多就多,少就少,该咋办就咋办。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1959年,从庐山会议上传来了反右的消息,卫恒在电话上明确表示:“再不能反右了,即使是开除党籍,也不能反右了,黑就黑,白就白,不指鹿为马,就无右可反。”卫恒在遵守中共中央决议的同时,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正确地结合起来,尽量减少“左倾”路线给人民事业造成的损失。

官居省长书记不忘家乡人民

卫恒是附城人民的儿子,附城养育了卫恒,卫恒影响了附城几代人。卫恒虽然24岁就离开了家乡,但他对家乡一直存着浓厚的乡亲情,时时刻刻关注和支持着家乡的发展和建设。

1952年4月,卫恒少年时的伙伴,时任副村长的韩七成到太原有事找到了卫恒,本想见见面,拉拉家常。但一见面,卫恒就问起了村上的情况,当七成说了一些情况后,卫恒问:“咱村有没有这种情况,群众分到了地,但一没牲口,二没劳力,地又荒了?”七成说:“怎么没有,宋春生就是,还是光景不好。”卫恒说:“我在全省其他地方发现了这种情况,有牲口,有劳力的富了,但没有牲口,没有劳力和有病的,又穷开了。”他和七成说:“互助组是个好办法,你回去发动一下,一定得走这条路。”说罢,即给时任陵川县长的郝钦同志写了一封信,要他务必大力支持互助组。受到卫恒的指拨,七成回村后,就在村办了3个互助组,到年底就发展到72个。第二年,七成专程到太原和卫恒说了办互助组的事,卫恒听了很高兴地说:“互助组搞起来了,就要走合作化的道路,这是大方向。”同时还提醒七成:“附城是个老集镇,小商人多,小资产阶级思想多,搞农业合作社难度大,要先把革命性强,积极性大的人组织起来。”七成回村后,动员了4个常年互助组的27户,成立了附城第一个合作社,起名就叫“七成合作社。”第一年,合作社就取得了农业大丰收,也开始有了副业收入。后因大家看到了合作社的光明前景,改名“光明合作社”。这样一来,入社的群众更多了。之后,河东、佳祥、坡里也分别成立了合作社,就连东街的回民也组成了“明组暗社”。1955年,附城村韩七成出席了在长治召开的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卫恒约见了七成,鼓励他组织高级社,并再三嘱托:“要从实际出发。”七成返回村后,传达了卫恒的谈话,征求了各社的意见,都同意组建高级社。经过好几个月的算细账,折股份,由光明合作社、河东“明进社”、佳祥“明建社”、坡里“国光社”以及东街回民的“明组暗社”,五个社联合起来,成立了高级社——“五星光明农业高级社”。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附城的合作化道路四年迈了三个台阶,每一步都得到了卫恒的指引和扶持。之后,卫恒又为家乡绘制了一张发展蓝图,搞了一个林业规划,率先办起了全县农村均没有的发电厂,批给了附城一辆价值18500元的解放牌大汽车。当崭新的汽车开回家乡时,全村人沸腾了,人人争相观看,听说一次就能拉四吨,简直感到不可思议。从那以后,附城村一天比一天富裕,令全县各村刮目相看。

1964年秋初,卫恒第二次回家,他特意抽出时间到自己的出生地沙泊池村去看了一下,发现这里解放快20年了,仍没有解决人畜吃水问题,村西边群众的一个吃水池,因年久失修,池壁已倒塌下去,随即他对县里陪同他的领导同志说:“这类问题要重点解决,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他走后,县委、县政府通过资助、贷款给村上4000元,靠群众义务投工劳动,在村北边修建了一个蓄水池,又从玉泉把水引进村里,解决了群众吃水难的问题。

约束本人家属待人和蔼可亲

60年代,中国外交部决定让卫恒,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团赴波兰参加波兹南国际博览会,外交部问卫恒是否带个随员,以便照顾。卫恒果断地回答“不带”。代表团成员概有外交部筹组。这次出使,往返途径苏联等国,他一概在中国使馆食宿,为了节省开支,他甚至从使馆带上开水路上饮用。回国后,他把出国费用的剩余部分,全部上交给了外交部。

卫恒本人勤俭质朴,平易近人。对于家属子女要求更是十分严格。在他担任省级主要领导工作后,对家属子女约法三章:第一,不准乘坐国家配备的专车;第二,不准拿上公家发放的戏票、电影票参加晚会;第三,不准在小灶吃饭。新的学期开始,他的几个孩子都是自己背上行李去学校。

1961年1月,正当全国经济困难时期,卫恒回到了阔别23年的故乡,他去看望一位老眼昏花的老大娘,大娘拉着他的手,问在场的人:“您们给我说说,咱庄户人出的省长是啥样?”嘴快的姑娘们说:“穿的衣裳和咱一样,是咔叽布的,吃饭和咱在一个锅搅稀稠,是家常饭。”大娘听后高兴得直流眼泪,连说:“还和庄户人一样,这就好!好!”

1964年初秋,卫恒第二次回家,家乡人民为了表示欢迎,决定设“宴”招待,卫恒闻讯后,马上出面制止,他耐心地做家乡人民的思想工作,给大家讲了“越王勾践”的故事。他说:“国家现在正处于困难时期,必须艰苦奋斗,我们要发扬“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干群一起度过难关。我当省长的,不能搞特殊,吃家常饭最好。

晚上,卫恒被派往社员董世光家里吃饭,卫恒坐在土坑上,和蔼可亲,问长问短,端起一碗红面吃得很香。世光的母亲说:“解放前,老百姓见了村长,头都不敢抬,乡长、县长根本见不到,今天省长到俺家吃饭,吃的是红面,真是过意不去。”卫恒说:“我是共产党员,是为老百姓办事的,老百姓生活不富裕,我当省长有责任。”

卫恒每次回家,无论时间长短,临走前,他都要把在老乡家吃饭的钱和粮票逐一送到乡亲们的手里。在给吴衍福的饭钱时,衍福对卫恒说:“咱们是姑表兄弟,喝了碗高粱老玉茭米汤还给钱,是不是看不起我这个哥哥?”卫恒说:“哥,你想多了,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规矩。”

著名作家赵树理曾书赠卫恒一首题为《咏松》的诗,他写道:

峻岭苍松古,朝朝映赤霞。

风凄偏见劲,日暖不喧哗。

出众还依众,生哪便落哪。

涛鸣深似海,晓夜彻天涯。

诗中对卫恒的人品,对他的平易近人、艰苦奋斗的作风,进行了真实的刻画。就是这样的好省长、好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一伙坏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致死,年仅52岁。

1979年1月,中共山西省委作出决定:为卫恒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推翻在卫恒身上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1985年6月,中共山西省委在重新作出的为卫恒彻底平反的决定时指出:“卫恒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优秀党员和领导干部。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团结带领群众,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全国解放后,他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勤勤恳恳忘我工作,为我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付出了大量心血,做出了显著业绩。

如今,卫恒走了,从此一去不来。他虽死犹生,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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