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来讲一下卫恒同志从事革命工作的几个小故事。

卫恒，又名魏来玉，出生于附城镇沙泊池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其父王长聚，靠打短工维持全家生计。幼时，因难以糊口，卫恒被过继给附城坡底小村旳一个远房亲戚魏来孩当了养子，并改姓魏。卫恒8岁，入附城小学读书，17岁入陵川第二高小，后又入本县第一高小附设旳二年制简易师范学习。在校期间，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深得老师们赏识。毕业后，于1935年至1937年冬在马庄.双泉等村任小学教师。其间，他阅读了梁启超的《意大利三杰传》和范仲淹的《义田记》等进步书刊，受到维新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旳影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卫恒目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与黑暗，目睹广大贫苦人民的悲惨生活，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大好河山的践踏和侵略，满腔悲愤，怒发冲冠。他看到当时之势，简直没有咱穷人的活路，认为“教书不如革命，安守不如造反。”于是他毅然投笔从戎，立即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战区八路军行营游击队，在游击队第十四大队任中队政治指导员。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革命生涯。

办事坚持原则  工作实事求是

1947年初，康生在晋绥边区的土改工作中推行“左”的路线，使太岳区的土改工作出现了曲折，卫恒在区党委召开的土改工作会议上，坚持原则，严肃地抵制和批判了“左”倾错误，并亲自到阳城、晋城等县检查工作，纠正了一些过火的行为，使太岳区的土改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卫恒对亲戚要求严格。他的长兄王成则，一次找到他给自己的儿子王青龙找个事干。卫恒对哥哥说：“哥，以我现在的身份，给咱青儿找个事干，问题还是不大的，但你是否想过，他一走，你就得挑水、担煤（当时他哥已61岁），你就缺了手啦！再则，国家现在并不富裕，还存在很多困难，我当省长，在国家困难的时候，把自己的亲属往外带，大家看了是什么影响？我的看法，青儿还是留在你身边好些，如果家里有什么困难，我尽力帮助解决，你看怎样？卫恒的长兄听了弟弟的肺腑之言，立即打消了让儿子出去的思想。

卫恒同志在工作中最讲实事求是。“大跃进”年代，他看到一些人盲目追求工农业生产高指标，搞脱离实际的浮夸风，心中甚为忧虑。他忠告全省干部：“一定要把革命的热情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结合起来。”在他指令召开的全省统计工作会议的报告中，他强调说：“目前我们有些地方和有些方面统计数字缺乏准确性，为了怕别人批评右倾保守而准备了高低不平的两套数字，任人选用，甚至像风筝、气球一样随风飘荡，看空气、探风声办事。对于各项数字，我们必须采取马列主义的老实态度，是就是，非就非，多就多，少就少，该咋办就咋办。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1959年，从庐山会议上传来了反右的消息，卫恒在电话上明确表示：“再不能反右了，即使是开除党籍，也不能反右了，黑就黑，白就白，不指鹿为马，就无右可反。”卫恒在遵守中共中央决议的同时，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正确地结合起来，尽量减少“左倾”路线给人民事业造成的损失。

官居省长书记  不忘家乡人民

卫恒是附城人民的儿子，附城养育了卫恒，卫恒影响了附城几代人。卫恒虽然24岁就离开了家乡，但他对家乡一直存着浓厚的乡亲情，时时刻刻关注和支持着家乡的发展和建设。

1952年4月，卫恒少年时的伙伴，时任副村长的韩七成到太原有事找到了卫恒，本想见见面，拉拉家常。但一见面，卫恒就问起了村上的情况，当七成说了一些情况后，卫恒问：“咱村有没有这种情况，群众分到了地，但一没牲口，二没劳力，地又荒了？”七成说：“怎么没有，宋春生就是，还是光景不好。”卫恒说：“我在全省其他地方发现了这种情况，有牲口，有劳力的富了，但没有牲口，没有劳力和有病的，又穷开了。”他和七成说：“互助组是个好办法，你回去发动一下，一定得走这条路。”说罢，即给时任陵川县长的郝钦同志写了一封信，要他务必大力支持互助组。受到卫恒的指拨，七成回村后，就在村办了3个互助组，到年底就发展到72个。第二年，七成专程到太原和卫恒说了办互助组的事，卫恒听了很高兴地说：“互助组搞起来了，就要走合作化的道路，这是大方向。”同时还提醒七成：“附城是个老集镇，小商人多，小资产阶级思想多，搞农业合作社难度大，要先把革命性强，积极性大的人组织起来。”七成回村后，动员了4个常年互助组的27户，成立了附城第一个合作社，起名就叫“七成合作社。”第一年，合作社就取得了农业大丰收，也开始有了副业收入。后因大家看到了合作社的光明前景，改名“光明合作社”。这样一来，入社的群众更多了。之后，河东、佳祥、坡里也分别成立了合作社，就连东街的回民也组成了“明组暗社”。1955年，附城村韩七成出席了在长治召开的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卫恒约见了七成，鼓励他组织高级社，并再三嘱托：“要从实际出发。”七成返回村后，传达了卫恒的谈话，征求了各社的意见，都同意组建高级社。经过好几个月的算细账，折股份，由光明合作社、河东“明进社”、佳祥“明建社”、坡里“国光社”以及东街回民的“明组暗社”，五个社联合起来，成立了高级社——“五星光明农业高级社”。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附城的合作化道路四年迈了三个台阶，每一步都得到了卫恒的指引和扶持。之后，卫恒又为家乡绘制了一张发展蓝图，搞了一个林业规划，率先办起了全县农村均没有的发电厂，批给了附城一辆价值18500元的解放牌大汽车。当崭新的汽车开回家乡时，全村人沸腾了，人人争相观看，听说一次就能拉四吨，简直感到不可思议。从那以后，附城村一天比一天富裕，令全县各村刮目相看。

1964年秋初，卫恒第二次回家，他特意抽出时间到自己的出生地沙泊池村去看了一下，发现这里解放快20年了，仍没有解决人畜吃水问题，村西边群众的一个吃水池，因年久失修，池壁已倒塌下去，随即他对县里陪同他的领导同志说：“这类问题要重点解决，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他走后，县委、县政府通过资助、贷款给村上4000元，靠群众义务投工劳动，在村北边修建了一个蓄水池，又从玉泉把水引进村里，解决了群众吃水难的问题。

约束本人家属  待人和蔼可亲

60年代，中国外交部决定让卫恒，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团赴波兰参加波兹南国际博览会，外交部问卫恒是否带个随员，以便照顾。卫恒果断地回答“不带”。代表团成员概有外交部筹组。这次出使，往返途径苏联等国，他一概在中国使馆食宿，为了节省开支，他甚至从使馆带上开水路上饮用。回国后，他把出国费用的剩余部分，全部上交给了外交部。

卫恒本人勤俭质朴，平易近人。对于家属子女要求更是十分严格。在他担任省级主要领导工作后，对家属子女约法三章：第一，不准乘坐国家配备的专车；第二，不准拿上公家发放的戏票、电影票参加晚会；第三，不准在小灶吃饭。新的学期开始，他的几个孩子都是自己背上行李去学校。

1961年1月，正当全国经济困难时期，卫恒回到了阔别23年的故乡，他去看望一位老眼昏花的老大娘，大娘拉着他的手，问在场的人：“您们给我说说，咱庄户人出的省长是啥样？”嘴快的姑娘们说：“穿的衣裳和咱一样，是咔叽布的，吃饭和咱在一个锅搅稀稠，是家常饭。”大娘听后高兴得直流眼泪，连说：“还和庄户人一样，这就好！好！”

1964年初秋，卫恒第二次回家，家乡人民为了表示欢迎，决定设“宴”招待，卫恒闻讯后，马上出面制止，他耐心地做家乡人民的思想工作，给大家讲了“越王勾践”的故事。他说：“国家现在正处于困难时期，必须艰苦奋斗，我们要发扬“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干群一起度过难关。我当省长的，不能搞特殊，吃家常饭最好。

晚上，卫恒被派往社员董世光家里吃饭，卫恒坐在土坑上，和蔼可亲，问长问短，端起一碗红面吃得很香。世光的母亲说：“解放前，老百姓见了村长，头都不敢抬，乡长、县长根本见不到，今天省长到俺家吃饭，吃的是红面，真是过意不去。”卫恒说：“我是共产党员，是为老百姓办事的，老百姓生活不富裕，我当省长有责任。”

卫恒每次回家，无论时间长短，临走前，他都要把在老乡家吃饭的钱和粮票逐一送到乡亲们的手里。在给吴衍福的饭钱时，衍福对卫恒说：“咱们是姑表兄弟，喝了碗高粱老玉茭米汤还给钱，是不是看不起我这个哥哥？”卫恒说：“哥，你想多了，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规矩。”

著名作家赵树理曾书赠卫恒一首题为《咏松》的诗，他写道：

峻岭苍松古，朝朝映赤霞。

风凄偏见劲，日暖不喧哗。

出众还依众，生哪便落哪。

涛鸣深似海，晓夜彻天涯。

诗中对卫恒的人品，对他的平易近人、艰苦奋斗的作风，进行了真实的刻画。就是这样的好省长、好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一伙坏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致死，年仅52岁。

1979年1月，中共山西省委作出决定：为卫恒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推翻在卫恒身上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1985年6月，中共山西省委在重新作出的为卫恒彻底平反的决定时指出：“卫恒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优秀党员和领导干部。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团结带领群众，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全国解放后，他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勤勤恳恳忘我工作，为我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付出了大量心血，做出了显著业绩。

如今，卫恒走了，从此一去不来。他虽死犹生，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