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征文 

　　我1948年3月出生于高平市建宁乡马岭村。这里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小山庄，当时不到40户，200口人。居住条件非常差，多以窑洞为主，比较好的家庭也只有三间又小又矮的土坯房。特别是交通状况更差，出门就上坡，到邻村只有能走铁轮车的乡村小道，种地行走更加困难，都是崎岖羊肠小道，上上下下全靠人挑，非常吃力。无山、无水、无资源，祖祖辈辈靠种地、打铁钉生活。当地人都说：“有女不嫁马岭，种地垒炭（打钉用的燃料）打钉”，表明了农民的劳动强度大，生活之艰辛。 

　　记得孩提时代，自己常随父母、两个姐姐和弟弟在自家的土地上拔草、挖菜、采花、捉蝴蝶、摘野果，玩得非常开心；也看到大人们将一担担肥料送往田间，又把一担担粮食挑回家中，那种喜悦的心情经常挂在脸上。 

　　也曾记得1953-1956年，全国“一化三改造”，农村进行第二次土地改革，由单干户到互助组，再到初级社，最后到几个村联合组成的高级社（因父亲是社里的记工员，常带我去玩，并教我打算盘）；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三级所有，队为基础。1958年，元帅升帐，大炼钢铁，家家户户砸铁锅、拆门环、掏柜子（铜片）、收银镯、不顾农业、糟践粮食。特别是“瞎指挥”“浮夸风”盛行，什么“粮食产量跨黄河、过长江，石头上种地闯千斤”，什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走食堂化之路，吃大锅饭，铺张浪费，存粮大减，严重破坏了中国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国民经济几乎走向崩溃的边缘。这一年，我家人口增加到九人，在全村算是一个大家庭。我岳父一家为了讨生活，解放前就随杨村大东家到安徽砀山学徒弟、当店员，1956年在公私合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岳父作为私方代表，当上了厂长，成为砀山县政协委员和工商联执委。然而不幸的是1957年反右，因逼迫提意见，被错误打成右派。劳动改造时，苦不堪言，强度过大，积劳成疾，1959年去世，后昭雪平反。岳父死后，迫于无奈，岳母拖着五个子女，放弃供应户，离城回乡，苦度日子。 

　　六十年代，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外加苏联逼债，农村生活十分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低标准，瓜菜代。1959-1961年我在建宁完小学习，学校为了解决学生的生活问题，组织上山打荆籽，摘杨桃叶，下地拾玉米皮，上树扒槐花和砍榆皮，即使能充饥，但很难消化，大肠干结，常常跑回家，哭着让母亲用铁钉剜。回到家里，由于兄弟多（5个），几个人睡一个炕，盖一条被，衣服两年才能换一身粗布衣。卫生条件更差，白天苍蝇叮、虱子咬，晚上跳蚤蹦、蚊子吸，所盖的被子又黑又红，难以想象。1961年，我考入了高平一中，家里为了保我上学，五个弟妹全都失学，连小学都未毕业，为了交学费和生活费，家里卖柜子和粮食，好不容易。为了报答全家的恩情，我努力学习，1964年，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高平一中高中班。但“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1967年高中毕业回乡，成了香饽饽，团支部教唱歌、民兵连教队列，虽然村不大，但每次去公社演讲比赛、民兵比武都名列前茅，刮目相看。并且当上了毛泽东思想辅导员，黑板报、宣传栏、田间地头学语录，教书育人，村里的各种材料和农民的写信和对联全都由我来承担。 

　　七十年代，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起“基石”作用的政策是我们党在农村推进的第三次土地制度的改革。即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把土地经营权还给了农民，激发出农民极大的劳动积极性，使农村生产得到空前的释放，彻底改变了我国食品供应长期短缺的困扰，使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我从乡政府考入山西财经学院，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在学校当了学生会主席，入了党，从而改变了人生道路。 

　　八十年代，从1982年开始，每年元月，中共中央以一号文件讲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说明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工作。1982年，土地才真正到了农民手中，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家庭联产承包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农村面貌不断改善，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由温饱型向比较宽裕型转变。1984年，正式废除人民公社体制，把公社改为乡政府。也是这一年，国家重视知识分子和年轻干部，我破格当上了县财政局长。1985年，实行市管县体制，成立晋城市，我又被调到市财政局工作，任主持工作的副局长。 

　　九十年代，我从市财委调任陵川县委副书记，分管农业时，土地经营权从“一年一定或几年一定”到“一定十五年不变”又到“再延长三十年”，使农民吃了定心丸。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减轻农民负担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粮食的三项政策，在农村切实保护了农户的土地承包权，生产自主权和经营收益权，使之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与此同时，在筹备北方农业现场会，农村小康建设、组织工作队深入农村扶贫开发，村务公开，秸杆还田，森林覆盖、大力发展畜牧业，乡镇企业实行政企分离，农村走股份合作制道路，农民经商办企业等工作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97年，我市在全省提前三年率先实现基本达小康。 

　　进入本世纪，农村土地改革仍在继续，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已经形成，土地相对集中，有效地避免了土地闲置和合理使用。同时，减免各种农业税，实现土地有偿补助，种子、农药、地膜、化肥技术质量提高，机械化耕作、播种、收割代替人工，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林文旅康五位一体，精确扶贫，易地搬迁，医疗保险，养老扶残，保证明年全面实现小康，不拉下一个人。一件件、一桩桩，哪一件党中央不操心。我们村发生了翻天履地变化，户数和人口翻了一番，达到80户，400人，其中大学生达到40余人（其中兄弟两、姊妹花就有十户），占十分之一，在外工作人员80余人，达到20%，小汽车40辆，平均2户1辆。 

　　改革开放40年，我们的农民从茅草屋和一路泥泞走到了今天的高楼大厦和柏油马路；从烧柴火走到了今天的电磁炉、煤气灶；从缺水到今天引来了安全干净的张峰水库的水，从兄弟几个盖一条被子穿一身衣服走到了现在的进门都要换拖鞋的地步；从拉架子车转到了小汽车；更不要说从收音机、电视机走到了今天的手机和网络，这都是因为党的好政策，我们摸着石头走过了深化改革，现在终于走向了美好生活。这每一步都绽放着农村农民向着美好生活奋进的光芒。看着这巨大的变化，想说的话太多了。为我们的农民，为我们农村变化70年，为我们的现在，为我们的将来，点个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