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易书，1920年11月出生，沁水县土沃乡西阳辿村人，曾任沁南抗日一区区长、抗日县政府督学、秘书，沁南蒲泓一高、西文兴二高教员、校长等职，1983年7月离休。

    1940年4月日，日军入侵沁水县城的同时，邻近各县也遭沦陷。日军便开始了长期占领，除在沁水东部的老马岭扎了据点，从阳城到翼城、沁水两条大路沿线主要山头设置了岗哨和碉堡外，又在紧靠沁南的董封镇、沁水境内的张马村扎下据点，沁水全境和边境总计有4个据点和20多个碉堡、哨所，其中密布在沁水西南部地区就有3个据点9个碉堡，几乎占全县总数的一半。这样便把以历山为中心的沁南地区从沁水的大块土地中割裂开来，沁南人民陷入了硝烟弥漫的水深火热之中。
    1940年年底，中条山区，号称有20万的国民党大军，已退向历山的东、西两翼，而国民党九十八军，也转移到阳城境内的柴、李圪塔一带。沁水县政府于1941年1月间向曲（曲沃）、高（高平）公路以北转移时，在北深沟遭日军袭击而解体。路北国民党九十三军便任刘福康为县长，在路北建立了沁水县政府，并派冉渭渔（湖南人）为路南办事处主任，于1941年4月间进入沁南。在冉还没到达沁南之前，沁南的一区区长张文选（定都人），在一天上午突然遭到来历不明的几个武装匪徒的绑架，去向不明，当时我在区公所任助理员。
    冉渭渔刚从路北过来不久，1941年5月7日，日军发动了“中条战役”，大规模进攻沁南地区。在日军刚刚进入沁南东部的当天午夜，国民党98军武士敏部，路经沁南的老马岭，走过张村转向路北后，不久日军也攻入路北，沁水县长刘福康遭日军炸死。6、7月间，路南办事处主任冉渭渔，便改“沁水县路南办事处”为“沁南县县政府”，冉渭渔自任县长，这便是沁南设县的开端。冉渭渔又收容了98军一个辎重营营长晁永贵（湖南人）等20多人，后又吸收了一部分当地战士，组成了一个保安营，人数不过七八十人。
    “中条战役”之后，沁南地区，散兵游勇，遍地成匪，到处打家劫舍，勒索民财，不久便向两地聚拢，形成两股土匪：一股聚拢在沁南西北部的关门岭一带，头目叫屈成斋，号称“八大弟兄”，他们拦路抢劫，腰缠万贯。7、8月间，屈成斋率部进入沁南内地中沃泉村西的宋家沟，因分赃不平，屈成斋被他的最小把兄弟李坤春黑夜打了黑枪。屈死后，李坤春便自称“游击队”，自任“队长”；另一股集聚在沁南靠阳城边界地带，头目叫张根来，也自称“游击队”。这两股匪徒虽各自独立，但配合默契，时分时合，相互策应，常以奔袭方式到边沿地带绑票、勒索、拦路、抢劫，于1941年11月间合二为一，窜入阳城县的桑林、泥河一带。还有第三股土匪于同年11月间出现，盘踞在沁南的杏峪村一带，它原是阎锡山政权“第五专署”在翼城县境内建立的“保安第三支队”的“第三大队”。因一、二大队在共产党员王维岳、常子章、孙鼎三（王是北庄人、常是小青旺人、孙不详）等同志率领下，得到太岳支队王墉部的帮助，于1941年月间，在一大队王维岳大队长等三人的策动下，率一、二大队从翼城境内进入沁南西部的松峪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整编。但“三大队”大队长李志士，思想反动，拒不服从，便带队窜入沁南的杏峪村一带打家劫舍，成为土匪，所以人们叫“三大队”，后来成为危害当地最大的一股匪徒，人人恨之入骨。
    就在“中条战役”后的混乱时期，原一区区长张文选秘密捎信，叫他妻子带钱赎人，夫妇俩回来后全家避居在洞沟南面半山坡一个独家小院。某一黑夜匪徒又突然闯入，打死了张文选，拿走了张的一支手枪，这就是沁南县在未解放前的恶劣环境。
    1941年12月阳历年前，在一个天空飘着零星小雪的午夜，太岳支队从中村东面的两岔岭（也叫分水岭），通过封锁线后，即派出一支尖兵向石槽岭日军碉堡接近，大部人马进驻沁南的白化村，休息在群众的屋檐下，没有惊动正在酣睡的群众。黎明前，即向石槽岭日军发起攻击。打响后不一会即吹起了冲锋号。碉堡里不过10多个敌人，一听见枪响，又听到号声，闹不清来了多少人马，便抱头鼠窜逃回张马，我军焚毁碉堡后，即撤出战斗。当白化老百姓听见枪响，急忙起床，开门一看，院里四面檐下都是队伍，正在发愣时，部队同志便主动给群众说：“老乡！别怕！响枪是我们打鬼子，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战斗很快结束了，部队便立即出发，转移到上、下川一带，当群众清醒过来之后，部队早已走远。老百姓议论说：“下雪天，黑夜那么冷，却没一个战士去敲门打户，真是好队伍。”从此好队伍的名声很快传遍了沁南。
    由于沁南环境的恶劣，也许出于军事行动策略的需要，在到达下川很长一段时间，部队一律不佩戴番号。有人问：“老总，你们是哪一部分？”战士只回答说：“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直到农历腊月上旬末，部队战士才佩戴出白底蓝字，印有“太岳支队”的臂章来，并在下川村张贴出安民布告，署名是“太岳支队司令部”。司令员黎锡福，政委李哲人。同时派出了一个前哨排，驻在南阳村的上道口，这时人们才知这支部队叫“太岳支队”。当时并没做任何宣传，却以帮助驻地群众担水、打柴、清扫院落、借物即还的爱民行动，赢得了沁南人民的爱戴和称赞。
    1942年1月间（农历腊月中旬），冉渭渔在张河村召开区长、村长会议。我当时任一区区长，去参加会议，因到达张河，已经散会，在吃午饭时听几个科员说：会议时间很短，也只几个人参加，主要是太岳支队前几天曾派人来和冉县长商谈改组县府问题。冉说召开会议研究一下，今天会上没几个人，蒲泓村村长杨万禧不同意，保安营营长晁永贵提出不想干，要求回湖南老家，再没人发言便散了会。他们都不在这里住，你回去就行。回来没几天，大约是农历腊月二十以后快过大年之前，接到了太岳支队司令部来函，大意是：太岳支队定于农历正月初五在下川召开军民联欢会，邀我届时参加，并附有一张红纸请帖，内容和来函相同，署名是“太岳支队司令部司令员黎锡福和政委李哲人”。时间相隔只一两天，又接到冉渭渔一封亲笔信，内容和太岳支队来函基本相同，只在信后说：“我因有事不能参加开会，你可代表县府出席，去时可带些军鞋，我已让冶内村副村长李修（小南坡人）做准备，到时他带上军鞋和你相跟去。”信内也附有一张红纸请帖，但这是太岳支队给冉县长的，冉却给我寄了来。此后不久，却听说冉渭渔和晁永贵带了几个湖南籍战士，过黄河回湖南老家去了，冉政府随即解体。
    农历正月初五一早，李修带着10多双军鞋到西阳辿说：“因过大年，只把村公所现有的带来，去了后须向部队解释一下。”就这样，便路经南阳村和前哨排接洽后上山。到达下川，日已过午。一进村，见村里、院里、大道、小巷打扫得一干二净，群众的柴垛，家家户户堆得整整齐齐，村道两旁的墙壁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内容是“实行减租减息；建立三三制政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持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等等。在显眼处，真的贴有一张太岳支队司令部的安民布告，有的院落大门外石头上，有老人也有战士，边晒太阳边聊天，也有几个战士和年轻村民在和一群孩子逗趣，真是一幅过大年军民同乐图，这是从日军长期占领张马后再没见过的新景象，令人精神振奋。我在一个战士的引导下，会见了黎司令员和李政委。首长让坐、倒茶十分谦恭，并抱歉地说：“想着你们路远，可能来的要晚一点，所以会已开过，刚刚吃罢午饭。”并吩咐战士备饭，不一会，端来了羊肉包子，我边吃边谈，从敌人、政权、土匪、辖区到群众生活，均一一作了介绍。其中特别是关于土匪的情况，首长们问得很仔细，我都据己所知，作了详尽汇报，直到半后晌，才辞别首长，在下川村公所宿了一晚，第二天早饭后，循原路下山，一路笑谈，异常兴奋。
    1942年2月（农历正月十五日前），我又接到一位署名叫黄自甫的来信，通知我去南阳村参加“沁南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的会议。第二天到达南阳后，会还没开，在一个东房里见到了黄自甫。我和黄并不认识，同时他也不是冉政府人员，在谈话中才知黄自甫原为国民党九十八军人员，该军在路北遭歼，武士敏已牺牲，因和冉渭渔相识，他才来到沁南，冉要回湖南，托黄和太岳支队联系，改组原沁南县府。黄曾和刚成立不久的“晋豫边区联合办事处”（简称联办）主任郭清文请示，经“联办”研究，同意黄自甫任沁南县县长，并决定派来三个同志帮助工作。谈话间，又进来一位，黄介绍是李少闻秘书，李是河南邵原人，学识颇深，并见到李秘书的毛笔字，挺有功力。当人员到齐后开会，黄自甫讲话说，奉“晋豫联办”指示，“沁南县抗日民主政府”今天正式成立。并宣布黄自甫任县长、李少闻任秘书、李玉春任公安局长、王维岳任县游击大队大队长、高慎之任第三科（文教）科长、李傅任第二科（财粮）科长、李易书任第一区区长、郑光彩（下峪人）任第二区区长、杨捷福（沁水城关人后被日军惨杀）任三区区长。黄一一作了介绍，其中除李傅（小南坡人）既未到会也未到职，杨捷福未到会，但会后到职外，其余皆参加了会议。黄宣布，所有缺额，以后陆续充实。沁南县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沁南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沁南人民正式获得了解放，虽然当时党的组织和党员仍秘密地处于地下，并不公开，但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各项工作，却是公开的。紧接着，太岳支队尤太忠十七团在沁南县游击大队配合下，发起了西阳辿、帅家战斗，一举全歼突然由阳城境内返回沁南的李坤春、张根来两股土匪。“联办”又在南阳村召开了全县群众大会，郭清文主任亲临讲话，并宣布了恶霸杨万禧的罪状（“十二月事变”变中的打手），沁南人民人心大快、抗日民主政权已基本巩固。
    沁南县地处中条、太岳、太行三大山脉的衔接地带，它东面和阳城县搭界地带有两条羊肠小道，一条南通垣曲黄河渡口，一条南通豫北济源县城。在战争时期，这里却成了不是大道的咽喉要道，这就是日军为什么要从西、北、东三面封锁沁南地区的原因。沁南县全辖只有现在的五个乡，其中除中村西半乡为敌占区，杏峪一个乡又在日军封锁线以北，且又为土匪“三大队”盘踞外，实辖只有现在的三个半乡，人口不过1.7万，所以说沁南县是一块小到不能再小的县制根据地。它虽小如弹丸，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使这里的抗日战争由胜利走向胜利的起点，也是毛主席“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战略思想在这里得以实现的基点。沁南虽小，但也在争取两个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上发挥了它应当发挥的作用，毛主席“人民战争”这一战略思想，同样也可以在这块小小的土地上得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