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和，曾任晋豫边游击支队参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洛阳电信中心指挥局长，中州电信局办公室主任。

　　1938年初，侵华日军沿道清路西犯。晋冀鲁豫省工委及豫北特委王卓如、聂真等从焦作撤出，向西转移。拟在沁阳、济源交界的紫陵、尚庄一带组织人民游击队，建立抗日根据地。路上，有沁阳中心县委书记王毅之及山王庄、西万周围的党员和进步青年王时生、郭子明、王尚有等十多人和不愿随国民党军队溃退的万福麟五十三军的一个班，由姓狄的班长带领，与我们一起行动，约30余人。次日中午到达紫陵高小，准备找自卫队负责人吉学武（地下党支部负责人），着手筹备成立游击队。因吉去山西临汾学习未回，即由任振尧（地下党支部负责人，化名任雷远）接待，安排食宿，通知党员串联进步青年张道祥（张俊农）、任礼让（任英）、任有义（任俭）、张洪荣（张杰）、任有勇（任杰）、郭烈、牛玉学和我（当时叫张洪振）等数十人立即到紫陵高小集合。此时，忽听村东头庙钟连响，伴有枪声、喧叫和机枪声，有人谣传日本人来了，于是负责同志决定集合，向正北庄转移，又改去仙神庙。临走时，聂真、王卓如、方升普、王毅之指示任雷远立即派人通知马纪民、周瑞麟、冯精华，说“成立游击队的地点改在仙神庙”，并让紫陵的党员和青年也迅速赶去。我和任有义继续通知尚不知情况的同志，其他同志随省工委、特委先头出发。最后路过村西北角我家门口时，任有义特意进家告诉我父亲张道恕：“有来找的自己人，都叫他们赶快去仙神庙，如果仙神庙找不见，就到前洪水找我们。”
　　我同任有义赶到仙神庙时，王毅之正在大殿前石供桌上向已到的部分同志和许多群众，讲述我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大家拿起武器参加抗战。大殿西边的小院里饭快做好，但没有盐。准备派人去紫陵多买些盐，以备长期食用。省工委、特委的同志们有的开会，有的整理文件，任雷远、张道祥、任英等，张罗筹备游击队的食宿，大家都忙个不停。这时，紫陵村的地主老财们和反动的联保主任勾结，说我们要搞二次暴动（1932年我党组织的沁济暴动，就是由紫陵开始的），就唆使他们豢养的反动武装袭击我们。下午4点多钟，突然庙前牌坊外有两声枪响，接着有几百个黄枪会的人持梭镖、步枪和大刀闯进来。先头一伙蛮横地冲到石供桌跟前，有几支梭镖猛向王毅之刺去。他急速躲闪，跳下石供桌，但腿窝被刺两处受伤，一时大乱。我们遂开枪还击，王卓如、方升普在三棚阁上指挥射击，掩护同志们北撤。这时天已傍黑，打枪都见红火。张玉英和王毅之转到梳妆楼后面西墙根时，机警地顺枪声俯伏在墙根路边，敌人以为他们已死，直向庙后追踪我们。到深夜枪声渐渐稀疏，敌人扑空，扫兴撤回。散在庙内外，东、西山和河坝的同志们分头摸黑向前洪水集合。先到的同志们为防意外，规定用铁锅盖敲两声是集合，敲三声是敌人来了的信号。后半夜同志们快到齐时，还不见王毅之和张玉英，于是任雷远又带两个人下山去找。到了河北岸大烟掌村边才发现他俩正挣扎着向山上攀登。同志们赶快搀扶住王毅之慢慢上山，腿窝伤口的鲜血，还顺腿往下流。问他疼不疼，他说“不疼”，其实是很疼的。可见同志们走向革命、不怕牺牲、奋勇前进的意志是多么坚强。
　　王毅之和张玉英到前洪水时，天还不亮，遂敲锅盖集合，分散隐蔽的同志们很快都集拢来，点名，编组，清理武器，收拾文件。王毅之坐上一个旧椅子，同志们用葛条捆绑好，轮换抬着前进。沿着崎岖山路，向北经逯河、岭东，前往晋城犁川。
　　经过一天紧张行军，夜宿上犁川、下犁川之间的一个大庙里。计划在此略事休整，总结仙神庙事件的经验教训。我找代用品刻制了“豫北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的公章，拟定了布告，阐明我游击队的主张和宗旨。并郑重声明：在仙神庙成立的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是抗日的队伍，不允许别有用心的人和反动武装进行攻击和破坏，还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抗日救国。布告署名是司令员方升普，政委王毅之。王新波、薛迅、方升普等领导同志，还抓紧时间给大家上政治课、军事课，一派新的革命军事生活，蓬勃、紧张。这支抗日游击队的初生、成长，证明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新生力量是冲不散、打不垮的。遗憾的是省工委、特委进入仙神口后，只在刚进山口的路旁一个高地布置了王尚有等两个同志站岗，瞭望赵寨、捏掌、义庄、西向方向，严密监视日本人动向，并规定有鸣枪信号。但没有注意到当地反动武装的突然袭击。当王尚有等同志发现一大群枪会的人蜂拥而来时，以为是群众进山逃难，没有介意，放其过去。不料一伙暴徒突然返转将我两个哨兵包围攻打，我两同志毫不示弱，当即与之搏斗厮杀。终因寡不敌众，被暴徒杀害于石河坝。被冲散的游击队员郭烈携枪沿石河西岸南行，深夜摸到我家，把仙神庙事件和两个同志被杀情况告诉我父亲，老人非常痛惜。郭烈甚为饥渴，赶快给做饭吃后，他把枪埋藏好，我父亲送他出村西绕河坝南地回家。天还不明，老人背了个拾粪箩头，顺小路去仙神口，到河坝底找到两个被杀同志的头，刚掩埋好，天刚亮，忽听路上有人走路说话，背起箩头就向河西，佯装拾粪转了回去。王尚有等两位同志为抗日事业献出了生命。
　　在上、下犁川之间的大庙里整顿了三天，第四天拂晓，突然枪声四起，隐蔽岗哨发现黑压压大队的人向我驻地冲杀过来。急速回庙报告：“敌人来了！”王卓如、聂真等负责同志接受仙神庙教训，立即命令大家整装外出，抢先迎战。薛迅、朱凝带领女同志们和彩号在庙里坚守，把文件藏在女同志裤子里。一场激战在大庙周围展开，冲来冲去相持一个多小时。天明看清楚是当地枪会武装，我方连连喊话，冲突逐渐停止。双方派人谈判中，方知他们是当地自卫团，在追歼几十名国民党溃兵，属于误会。他们发现我们这么多人，衣着杂乱，有男有女，并带有不少武器，引起怀疑。我们一再声称是八路军工作团，对方不信（当时还不知道八路军），似想围剿我们。在争执之际，惊动了当地区长（以后得知叫段其寿，是我地下党员，公开是牺盟会员）和区政府许多人前来调解。协商确定：对方派一定武装“护送”，我们很快离开犁川管的地界。于是我们立即收拾行装，整队向西出发。行至冶底村，他们撤回，我们继续前进。中午抵达晋、阳公路上的重镇周村。天空敌机盘旋，不时投弹轰炸，满街都是国民党溃兵，说是从东阳关方向撤退下来的，极其混乱。我们拟在村南边略事休息，争取吃顿饭再走。此时，恰好遇见朱瑞带领一批干部和“华干”学生，有的抓紧时间向群众宣传，有的忙着做饭。负责同志把前几天情况向朱瑞汇报后，下午便在朱瑞率领下，向阳城出发。
　　我们在阳城县城住，敌机不时骚扰，情况混乱。四五天后，转移到城西北方向的汉上村，过了几天，又转移到城西南的横河镇。横河镇百多户人家，依山近水，是个环境颇好的山村。领导同志们日以继夜地工作。大约3月中旬，在下寺坪大庙开大会，会场庄重朴素。朱瑞、唐天际、聂真、敖纪民、方升普、薛迅等领导同志都在台上。朱瑞先讲话，阐述当时战争形势、日军进犯情况后，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他郑重宣布：成立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接着唐司令、方参谋长、敖主任、聂真书记等都相继讲了话。大会还宣布：阳城公安局警察中队为一支队，阳城公安局长张月川兼支队长；晋城自卫队为二支队，晋城县自卫队长朱生荣兼支队长；三支队由“华干”学生和豫北各地汇集来的青年编成，红军干部桂承志为队长，王卓如为政委，王毅之为副政委。最后全场在鼓掌、唱歌、呼口号声中散会。
　　三支队人员最少，设四个战斗班，一、二、三班班长李玉林、蒲忠良、胡新平都是红军同志，第四班班长由我担任。各班都配有政治战士。另有政工组，由朱凝、白健负责，李福钧、崔昭（唐宏光）、吕德胜等十多个同志都在政工组。支队共有近90人，枪支不足，子弹也少，一班长背的是晋造冲锋枪，各班都有一两个战士背大刀的，每人带有三至四个晋造手榴弹，威力不小。三支队任务是沿晋豫边山区向东挺进，行进中，边走边联络地方党和进步力量，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建立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相机壮大自己。
　　出发前，朱瑞、唐天际、聂真、敖纪民、方升普、薛迅等领导同志作了亲切的讲话，寄以重托和希望。
　　3月中旬的一天，同志们身着军装、便服、西装、长袍等不同服装，精神抖擞地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游击队歌》和《草地行军》等歌曲，向东开进了。
　　自出发起，在队长、政委的领导下，袭用着红军时期的游击活动方式和战术，结合抗日战争形势的特点展开活动。每到一地，首先深入群众，了解周围敌我情况，派出侦察。每晚宿营规定好信号、口令和一旦发生意外被冲散的集合地点。夜晚不解背包，抱枪而睡，以备一有情况，能马上集合行动。还训练各班组都能随时化整为零，化零为整。政治上处处严明纪律，说话和气，公买公卖。到街头、学校、寺庙宣传抗日救国，教唱抗日歌曲。写标语，搞小型话剧、歌舞演出。女同志们有时根据情况走家串户，发动妇女组织起来，参加抗日救国活动。这样每到一地，很快就同群众打成了一片。都说“自古以来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每离开一地时，军民依依不舍，锣鼓喧天地遥遥欢送，还不断有穷苦青年跟我们当兵走的。
　　行军几天，侦察到距我们约15公里地，有一小股国民党溃兵约20多人，骚扰群众。我们组织战斗班和少数政工人员，夜间远距离奔袭，乘其不备，包围了他们，并缴了枪。有十几支中正式步枪，一些子弹。其中多数是老兵痞，想回家，发给路费予以遣散，少数年轻人当了我们的兵。
　　支队继续前进到晋城境内沁河西岸驻下，第二天一早群众就报告：东南岭后有股土匪很坏。随即派人侦察，原来是国民党新乡专员公署四五十人流窜到济、沁、晋交界的山区，距我们驻地近30公里，鱼肉乡民，危害很大，群众希望把他们打走。为解除当地群众痛苦，扩大我游击队政治影响，同样采取隐蔽奔袭战术。但因山路崎岖，不太好走，赶到时太阳已经出山，但敌方完全没有戒备，突然将其分割包围，经过一个小时的激然战斗，将其迅速解决。通过说服争取，一部分青年跟随我们参军，一部分遣散，重伤的范副专员被送阳城后方。这次战斗缴获较多，长短枪30多支，一部分弹药和军用物品。我们的人员、武器都得到了补充。
　　队伍越过沁河，继续向东前进。行至漏道底山下，休息之后准备爬上高山，到东、西土河一带宿营，不料有当地自卫队阻拦，大小山头都有手持刀枪的人把守。我们派人交涉、谈判，做了大量政治宣传工作，才同意我们队伍上去。西土河村比较大，部队沿街休息。我们政工组的男女同志和一部分战士，展开了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讲演、小型演出，满街书写标语。王卓如、王毅之等领导同志也和村上的头人们亲切座谈，交谈中发现卫吉庆等青年是牺盟会的同志，思想进步，越谈越亲热。他们主动通知群众筹集柴粮，腾扫大庙，叫部队进去休息。根据情况和地形，傍晚到距西土河东4公里的东谷坨村宿营。
　　我们一住下，就积极展开抗日救国的政治宣传，还组织战士们打扫修整街道，当地群众并不害怕，而是男女老少围着听宣传，看演唱，这对周围几十里的影响很大。有一股以留坪、万全为中心，一直到土河、东谷坨、岭东一带的济源红枪会，头子李世平，其子李保民（据说是济源师范学生），每天十字佩红，“坐宫下盘”，名曰“天子下凡”，意欲仿效古代封建诸侯，霸占方圆一百里的地盘，就可建起“朝廷”。对他们“地盘”内的村庄，任意盘剥勒索，群众深恶痛绝。所有路过整连、整排的国民党溃兵，不分好坏都被他们围困吃掉。有的投降，有的跑掉，也有被无辜杀害的。他们得悉土河、东谷坨一带开来一部分八路军，就急忙调来几队红枪会徒，察看我们的情况。我们这个为数不多的队伍，装备一般，在他们看来吃掉我们是不在话下的。发现以上情况，领导同志很快找当地牺盟会同志和基层群众，摸清了情况。一方面警惕，加强戒备；另一方面研究这股红枪会势力不小，如果能争取过来联合抗日，则是个不小的力量。于是就派王毅之副政委带王时生去留坪做争取工作。
　　几天谈判，对方没有诚意，并且施弄诡计。一面纠缠住王毅之副政委不让走（实际成了软囚），一面暗地纠集“枪会”千余名暴徒，手持步枪、机枪、大刀、梭镖，凶猛地分几路朝我们驻地蜂拥而来。几天来因王毅之、王时生两同志迟迟没有返回，我们就警惕着发生意外，早把可能发生的情况向村里负责人通报，作思想准备。果然，一天早晨外围岗哨发现对方来势不对，迅速报告。桂承志队长立即命令外围岗哨和在外宣传的同志们都集中到驻地大庙里。砖石古庙，颇为坚固。敌人陆续地将我们里外三层团团包围，不时在庙墙石头上，故意磨刀霍霍，声言“今天可叫大刀吃吃血吧”！我们在庙里抓紧做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四个战斗班分兵把好四个角口，政工组和其他同志在上下院内作机动，严阵以待。
　　和敌人对峙中，桂承志队长、王卓如政委及政工组同志们，长时间向对方讲述了许许多多的抗日救国、携手一致保家乡的道理。同时郑重告诫他们：“我们是人民的抗日军队，枪是打日本、保卫人民的，坚决不能交给你们。”敌方顽固不睬，狂妄地要缴我们的枪，还要我们的人头，疯狂至极，令人发指。
　　任凭敌人肆虐，我们巍然不动，毫不示弱，相持了四天三夜。同志们唯一的顾虑：如果一旦打响，王毅之等两同志会被敌人杀害，以后会给当地群众造成很大危害。第四天黎明，忽由接连民房的东墙脚下挖洞进来一个身材不高却很粗壮的当地农民，他正是西土河村和我们一直保持联系的牺盟会进步青年卫吉庆（卫民，“十二月事变”后是土河一带地下党负责人），他很快把外边情况向桂队长、王政委等作了汇报，并一同策划如何突围。商定之后，匆匆钻洞离去。这天上午10点钟后，我们匍匐在房顶上，清晰地望见远处村南头庙里炊烟大起。按事前的计划，当地群众在那里杀鸡宰羊，专门“慰劳”枪会队伍。中午，围困我们的三层包围圈，各先抽一多半人去南头庙里吃饭，留少部分人监视我们。敌人估量我们白天不会有啥动静，伏在房顶上的同志窥察到东边民房内的群众悄悄地在向我们打着敌人去南庙吃饭的手势，桂队长、王政委当机立断，命令队伍迅速集合，立刻突围。决定由战斗班里先甩出一排手榴弹，紧接着用冲锋枪打开缺口，掩护队伍向北跑步上山；政工组和女同志们出庙门就乱扔没用的红红、绿绿布料和不要紧的东西，引诱敌人哄抢，减敌锐气。集合地点是东南方向的拦车（约距50公里）。霎时枪弹齐发，出其不意，猛烈出击。敌人一时大乱，四下乱跑，闪开缺口，全队同志一拥而出，迅速奔向庙后北山。战斗班先占高地，掩护队伍上山。大队出了庙门，政工组同志们就开始乱扔东西，敌人像狗见了骨头似的乱争、乱抢。正在南头神庙吃饭的敌人闻讯蜂拥而出，机枪、步枪乱打一气。我们已经上到了半山，边打边走。当地群众自卫队的老人亲切地分别给我们带路，牺盟会卫吉庆等同志早在山上等候我们。桂队长、王政委感谢他们和群众对我们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援。临别时王卓如政委特意把自己脖子上的浅灰色围巾赠给卫吉庆，留作纪念。突围成功，保全了一支新生革命队伍。同时也充分说明了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时时处处都要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只有紧紧依靠人民才能生存壮大，由胜利走向胜利。
　　队伍向拦车前进中，深夜行至距该村15公里时，先头侦察的同志报告：该村已被日军占领。几天后，我们改在山前博爱县的玄坛庙集合，略加整顿，即沿山向东开进，到道清路两侧进行游击作战。以后根据上级指示，在修武西村与道清游击队合编为八路军豫北道清游击队。
　　部队由东谷坨突围走后，红枪会头子李世平等深怕将来有后患，和王毅之大讲联合，要共同打日本。王毅之随机应变，就谈我们在山下济、沁、温、孟等县一带的广泛力量。李世平令其参谋长和王毅之、王时生骑马下山联络，先到尚庄、刘村，以后王毅之等就单独行动了。到逯村找到任正连（任正范），谈了山上情况，布置了紧急工作。接着到了紫陵、王村、义庄、西万，见到马纪民、吉学武（苏羽）、任小风、周瑞麟、田时风、冯精华等，互通了情况，布置了工作。以后很快赶到博爱、修武，找到了部队和桂承志、王卓如等负责同志，研究了当时山下的敌我形势，确定王毅之副政委和一部分同志仍到沁、济、温、孟一带开展工作。
　　部队突围的次日，济源县委组织部长史向生由山下匆匆赶往土河、东谷坨一带找我们联系，碰上正在向群众进行敲诈的枪会暴徒们，随即被盘问，史向生随机应变，说是去找他在那里的教书的弟弟。暴徒们不信，将他扣押监禁在万全。夜里他听到外边站岗说话口音是山下济源人，就试探打问：“你是哪村的？”那人说了村名以后，又问：“你村有个李XX你认识不？”那人随答就是他的兄弟。他说：“我和你弟弟是老同学、老朋友。”经他进一步做工作，越说越亲热。那人还悄悄到伙房弄来烧油馍给史向生吃。后半夜这人偷偷把门打开，解开绳子，还告诉了去路，放史向生连夜下山。这个站岗的做了一件对革命有益的好事，说明跟李世平上山的会徒们，很多是在蒙蔽要挟之下干坏事的。
　　1938年3月，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沁阳中心县委大力在沁阳、济源、孟县一带开展工作。一方面，通过地下党和外围力量动员广大男女青年参加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或去党在各地开办的训练班学习；另一方面，以不同形式隐蔽控制或公开掌握各村镇的自卫武装，待时机成熟即正式建立抗日游击队。两三个月内，动员去晋豫边游击队和各地训练班学习的先后有四五批，约300多人。7月份，我主力部队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由济源下山东进，沿途地方党密切配合，把一些“南霸天”、“北霸天”统统打倒，反动武装全部缴械。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威震四方，广大群众欢欣鼓舞。连沁阳城的日本鬼子都龟缩到城里不敢动弹。部队行至紫陵、义庄和西向一带略事休整，王毅之、苏羽通知张道祥（张俊农）、任正凡和我等十多个同志到西向，进行筹建沁河游击大队的工作。分工张道祥负责联系各村人员的集中安置，任正凡负责建队内部事务，我负责向外联系。为使地方部队迅速建立扩大，主力部队拨出部分枪支弹药给我们，王毅之、苏羽命我带几个同志前往六八七团领取。去后田守尧团长、吴信泉政委和李雪三主任热情接见，询问了当时地方很多情况。然后通知政治部民运科长李树荣，把一批步枪、子弹、刺刀和很多手榴弹拨给我们，装车运回了驻地，同志们见了都笑着说：“这可有办法了。”接着，在西向处决了鱼肉乡里、恶贯满盈的劣绅汉奸沁阳县别动总队头目靳子真、陈海晏。不久，部队向东挺进。我们加快组建部队，就地展开游击活动。在六八七团大力支持和沁阳中心县委领导下，在紫陵正式成立了沁河游击大队，苏羽（吉学武）任大队长，王毅之任政委。不久苏羽调去延安学习，由六八七团调来红军干部毕光有任大队长。另有抗日救亡宣传队，由我和陈作军负责，有苗扶中、郭子明、王庭彬、李道经、赵庆林、李肇普等。这支新生部队在太行南麓的豫北广大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宣传发动群众，纷纷起来除奸反霸。曾在济源县东部的大河里，配合晋豫边游击队一大队打倒了土豪劣绅贺福重，处决了一向横行乡里的恶霸郭法通，激励了广大群众积极支援前线，参加各项抗日活动。还同当时表示抗日的国民党九军、新五军等友军及地方上拥护抗日的开明人士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敌人。1938年冬，有一次沁阳城敌人约两个中队兵力，经西向、义庄、紫陵进犯上庄，被我沁河游击大队和新五军一部合力截击，敌伤亡惨重，仓皇向东逃窜，逃回沁阳城。我游击队追击至西向以东，天已大黑，撤回驻地，友军和我们各缴获了一部分弹药和武器。在晋豫边特委和游击队的领导下，沁阳中心县委和沁河游击大队在近半年的时间里，进行了全面的组织发动工作，豫北出现了一个全民动员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军民团结一致，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局面。
　　年底，晋豫边特委和游击支队通知大队集中，由济源三口进山，到达晋城东西土河一带，中心县委同时上山，对外称八路军工作团，主任王毅之，副主任刘刚（即刘祖璋）。记得有张健、张青山、马子明、刘雪尘、王毅、李岩、张文真及交通员宋金瑞、任水晶等40多人，进行休整训练。
　　1939年3月，部队整编为晋豫边独立一中队。毕光有和部分同志调去支队工作，中队长李达九、张俊农、田绍松和郜德纯、陈作军等十多位同志去抗大学习。由支队调来一位红军干部贺子诚任独立一中队长，王石民任政治指导员。中队下设4个分队，李肇惠、王守志、靳庭芳、廉启增任分队长，共有150多人，活动于晋城、济源、沁阳一带的山区和平原。原来的抗日救亡宣传队，扩编为武装宣传队，任正凡任队长，王明耀任指导员，人员增至60多人，配备一定武器，对外叫火焰剧团，有时随部队一起活动。有时单独远距离地进行游击宣传，活动于敌我交接地带，或伺机深入敌人据点附近，进行武装宣传。整编后，支队方升普副司令曾率工作组，亲临检查指导工作。
　　在各地群众工作的配合下，我游击活动给敌人造成很大威胁，尤其是晋（城）博（爱）一线的敌人感到恐惧，不断抽集兵力对我进行小规模扫荡或小股袭扰，而县城和交通线上的敌人都紧紧龟缩在点线上的碉堡壳内，晋济、晋沁、晋博广阔的边沿地区，广大群众抗日救国的活动十分活跃。
　　9月，中心县委在西土河村召开党代表会议，总结布置工作，选举了王毅之、刘刚、田时风、马子明、耿丁一、张健、李岩等七同志为委员，对外仍称八路军工作团。会议决定进一步增强一中队的武装建设，更深入地开展群众工作。
　　晋豫边东南一角和整个晋豫边与全国敌后根据地一样，在党的正确领导和我军胜利的影响下，广大群众的抗日救国情绪朝气蓬勃，积极支援前线，或直接走上抗日战场。这时国民党亲日派、顽固派却在搞分裂倒退，阎锡山顽固派的“秋林会议”就配合蒋介石的反共高潮。后令其十九军、独八旅纠集国民党四十七军、十四军、二十七军，强行进驻阳城、晋城、高平、沁水、陵川等县，组织“精建会”、“突击队”、“暗杀团”等反动组织，不时窜入我根据地挑衅摩擦，到处枪杀牺盟会员和地下党员，颠覆抗日政权。四十军在晋城组织手枪队，勾结地方顽固头子卢有年、三青团头子卫禄祥等，突然袭击了抗日县政府。地下党员、县长宋乃德奋勇突围，有不少共产党员、进步青年英勇牺牲。晋城县李寨编村村长李善阳，被顽固军吊在树上，活活打死。
　　12月中旬，根据上级指示，再次进行整编，改为晋豫边游击支队一大队三中队。在训练中，一面坚持对日军游击活动，一面警惕蒋阎顽固军的挑衅摩擦。月底，抽出一个精干排，赶到山下接应原以合法身份任沁阳七区区长（已暴露）的田时风、肖梅溪拉出的50多人枪，接到山上晋城管的追山村集结训练待命。公开代号叫“新五营”。营长肖梅溪，教导员田时风。田同礼、卫景濂分任连长、指导员。
　　在大批顽军进逼，摩擦反摩擦的斗争日趋紧张时，晋豫特委和支队决定，将分散的游击队、各地工作团体全部集中。约在12月下旬，“工作团”将分散活动在各地的小部队、武装宣传队和群众工作人员迅速向驻地集中，作了必要整顿，对当地群众工作进行了全面布置，就整队向支队司令部驻地开进靠拢，行前还进行了实弹射击演习。行至土岭，“工作团”暂作停留，一中队和武装宣传队继续前进，到达指定集结地点，一中队正式归建，隶属一大队，武装宣传队根据队员的情况，分别分配到连、机关，或到随营学校学习。这时，支队司令部已由阳城转移到晋城的高会村。为了有力反击敌人，应付突然事变，晋豫特委决定撤销八路军工作团，转为地下活动。在土岭，工作团向特委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并于1940年1月3日就地召开紧急会议，将原中心县委建立和领导的各级组织，一律转入地下隐蔽活动，部分同志随即出发。次日清晨就遭到国民党四十七军的突然袭击，即“土岭事件”。原工作团以及在土岭的阳城、晋城、沁水三县办事处等团体的同志们奋起抵抗。战至夜晚，弹尽粮绝。阳、晋、沁办事处牺盟特派员丁文法、晋城县委组织部常部长英勇牺牲，不少同志负伤，几十位同志被俘。王毅之、宋金瑞途中乘机越墙脱险，刘刚等几位同志被顽军带至晋城。很快支队派人持函前往晋城，与李家钰军长交涉，将几十位被俘同志全部要了回来。
　　支队与周围几倍于我的顽军进行周旋，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有力地反击了敌人。1940年2月，奉命合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新一旅，以后转战于太行山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