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皓，曾任晋豫边游击支队二大队大队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外语学院院长。
　　王乐天，曾任晋豫边游击支队学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总参谋部装备部副部长。
　　李锦春，曾任晋豫边游击支队民运队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王学西，曾任晋豫边游击支队卫生处教导员。

　　抗战初期，我军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深入敌后，在广阔区域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需要去发动、去组织，这就遇到一个既迫切而又关键的问题，就是干部问题。当时真是干部决定一切，有了干部就有政权，就有军队。因此中央军委除在延安办抗大等学校外，毛主席指示八路军总部“应在前方办一个500人至1000人的干部学校，由军队与地方党合办，以充实游击战争干部”。
　　“唐支队”就是几个老红军干部带着二三十个“华干”学员创建起来的，对培养干部的重要性更有深刻的体会，所以在游击队创建之初，朱瑞、唐天际、聂真等领导同志，就十分注意办学校，办训练班，以培养骨干力量。虽然时间仅仅两年，但已经开办了阳城吉德军政干校、北寨干部训练班和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干部学校等三所干部学校，培养了数百名干部。
　　早在决定成立晋豫边游击队的同时，经朱瑞、唐天际和聂真决定，抽出部分从“华干”来的学生、几个红军干部和阳城地方党政合作，开办了晋豫边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因地址在阳城吉德村，也称吉德干校。阳城县长李敏之兼校长，王佐为政治代表，李景良抓学校行政管理工作，杨希孔任政治指导员，校部工作人员中还有“华干”学员唐兰石、巴占一以及齐蕴（女）等。4月又宣布魏健为教务主任，杨羽为副大队长。
　　军政干校的办校宗旨是培养抗日救国的军政干部，由于形势紧张，任务紧迫，定3个月为一期，需要时可提前分配到前线或后方去工作。开始时学员只有十来个人，不到十天就发展到300多人。这是第一期，共编了三个队。第一队以原来的村长为主，第二队以小学教员为主，第三队以青年学生为主。干校的教学内容有政治课和军事课两部分，政治课有“目前形势”、“政治常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简史”、“民众运动”等。军事课有“游击战术”、“制式教练”、“武器使用”、“防空防毒”、“坚壁清野”等。干校没有专职教员，讲课最多的是李敏之、王佐、刘祖璋（刘刚）、魏健、李景良、杨希孔等。
　　4月初，学校迁回城里，杨希孔指导员就找几个同学谈话，决定输送11位学员到延安抗大学习，这11位同志是曹成、卫引棣（女）、乔兴立、刘福荣、常书恒、李锦春、杨羽、唐兰石、杨丙祥、巴占一、王淑琴（女）。这11人按校部通知要求，持证明信到济源邵原镇北寨村游击队司令部，唐司令、敖主任、杨副主任当面谈话、考试，再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转送至延安抗大。
　　吉德干校当时既无校舍，又无课本，更没有经费来源，但却能在很短时间发展到几百人，主要原因是人们信服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寄希望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打日本、救中国。当时在阳城有不少青年一看到晋豫边军政干部学校的牌子，就议论纷纷，有的说：“这个学校既管山西又管河南，相信一定是共产党八路军办的。”有的说：“我到学校问过了，不少工作人员是八路军派来的，司令部在济源，属井冈山老红军唐天际司令领导的。”人们仰慕共产党八路军，一呼百应，纷纷参加。
　　随同朱瑞、唐天际来阳城的“华干”学员，把“华干”的教学传统带到了干校，学员一入校，就展开了对学习目的的讨论，明确了学习是为抗日救国，为革命，为人民办事，而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校园的生活既严肃又活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救亡歌曲响彻山村校舍各个角落，领导干部、工作人员和学员人人平等，欢聚一堂，促膝谈心。学员分散住在群众家里，轮流值班烧饭和站岗放哨。大树底下和大庙戏台上就是课堂，听课时有的搬块石头，有的脱下草帽垫在地上盘腿而坐。在这种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大家心情舒畅，朝气蓬勃，专心学习。通过短时间的学习，学员们提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揭穿了蒋介石、阎锡山反共宣传中散播的一派胡言。
　　吉德干校在第一期以后，就完全由地方办下去，办了第二、第三期，培养了大批干部。李景良、杨希孔、白甫仁、王姬雅、张桢等也调回游击队，李景良任司令部参谋处长，后任副参谋长，杨希孔任一大队教导员，不幸在济源涧北战斗中牺牲。
　　1938年4月，游击队进驻济源邵原地区后，在北寨村又办起了八路军干部训练班，大量招收爱国知识青年参加学习，为军队和地方培育抗战骨干，以适应我晋豫边游击队和根据地发展的需要。在地方党组织的大力支持下，干训班第一期就招收学员六七十人，多数来自济源、沁阳等县。游击队和特委领导，对干训班的工作十分重视，聂真、薛迅、敖纪民、方升普等都亲自讲课，主要讲授当时的抗战形势和任务，我党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以及各项政策等。当时由于战争环境，时间紧迫，他们都是联系实际，扼要、概括地加以阐述，学员们听了又新鲜、又生动，接受得又快又好。就这样培养了一批骨干。第一期干训班结业后，多数人留在游击队，有的分到中队做军事、政治工作，有的充实了司政供卫机关，以安平为队长的宣传队（黄河剧团前身）也搭起了架子。有20多人送到延安进一步深造，这批人中有王乐天、翟良超、王志强、张锡嘏、刘复道、李志义、晋录国、杨择里、李宪昌、路行健、孔祥令、郭发祥等，少数人回地方工作，有张铎、李学仁等。当然，在这种革命的大浪潮中，很难免混进泥沙，有个别背叛革命，被我政府镇压的，如翟良恭、翟良温。
　　北寨干训班虽然是短期的、临时性的，但在当时条件下，确实为敌后爱国知识青年提供了学习机会，为他们参加革命，参加八路军及地方抗日活动，创造了良好条件，它适应了我党我军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需要。
　　根据吉德干校和北寨干训班的经验，为了进一步吸收广大社会青年参加抗日，为游击队培养基层干部，提高部队的政治与军事素质，1938年9月、10月间，在阳城成立了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军政干部学校，后改称随营学校，校址在城内的奎星阁。校长唐司令兼，教育长杨伯笙副主任兼，副教育长张敢陈，总队长陈皓。从第二期开始设教导员，由王学西担任，专职教员先后有马克逊、桂斌，兼职教员有李景良、田林、李耳等。到1939年年底为适应山西“十二月事变”的新形势，随校领导干部进行了调整，副教育长张敢陈因病离校，总队长陈皓调二大队任大队长，朱敬熙任副教育长，刘有余任政治教员。教课内容，由唐司令、敖政委讲抗战形势，李景良讲军事知识，马克逊讲政治工作，李耳讲社会发展史，人是怎样由猿进化而来的。这些课目，对当时一些热心抗日刚从中小学出来的学员来说，十分新鲜，具有很大吸引力。
　　学员的来源，除少数是部队连排干部和优秀战士，一面学习，一面担负区队、分队的领导外，大部分学员是经地方党介绍或自动参加的来自晋豫边和晋南各县的初中和高小学生。
　　 从1938年10月到1940年2月改编新一旅，共办了三期，每期由于学员都逐步扩大，由少到多，所以学员组织在第一期未编区队，只编五个分队，一个分队十多人，共约80多人，到1939年2月结业。第二期学员全盛时近200人，全校编了四个区队，每区队三到四个班不等，到1939年6、7月结业。第三期，由于形势逐渐紧张，特别是后来蒋阎发动反共高潮，一部分地方工作同志和积极分子，在原来工作地点呆不住了，就拥向游击队来，送入随营学校，大批新学员陆续入学，除男生外，还从豫北、晋南来了一批女生，成立了女生班，整个学员扩大到200多人，编成了两个中队。
　　在学员中，党的组织还未公开，整个学校只有一个支部，教导员兼支部书记，对于表现好的学员，在学习结业前，吸收为中共党员。朱德青年队则是公开的组织，由于朱总司令在人民中有极高的威望，青年同志踊跃参加，歌颂朱总司令的歌声此起彼落，歌词共分三段：
　　“一、锣儿响，响当当，朱德将军好心肠，爱民如子女，爱党如爹娘，哪一个不说他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将。
　　二、鼓儿响，响咚咚。朱德将军善用兵……
　　三、号儿吹，吹打打，朱德将军顶呱呱，挑担子吃南瓜，井岗山上人人夸，哪一个不说他是艰苦卓绝的革命家。”
　　在学校比较活跃的是救亡室的工作，设有歌咏、墙报、生活、卫生、纪律检查等小组，对于活跃学员生活、辅导教学、检查卫生、改善伙食、维护群众纪律，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学员生活和整个游击队一样，十分艰苦。吃的是陈年仓库小米，萝卜白菜，两钱油、三钱盐的标准，也很难得到保证。衣服、被子都是学员自己带的，直到第二期学员毕业时，才发过一次军衣。但是由于学校重视制式教练，队列动作还是比当时的一般分队要好一些，由于学校总是和司令部在一起住，所以就成了游击队的“门面”，迎接过往首长，和国民党军联欢，总是要由学员列队参加。虽然衣帽不整，但是队列整齐，精神抖擞，歌声嘹亮，不断得到朱、彭等过往首长的好评，赛过了国民党军队，在群众中有很好的影响。
　　整个学员学习的重点，是解决政治思想问题，至于我军的宗旨，则是在日常生活制度的执行和几个老红军模范行动的影响中解决的，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官兵平等，不打人，不骂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实际的教育。到了第三期后期，由于反顽斗争的需要，结合实际军事行动，进行了一些游击战教育和军事演习。
　　通过几期教育，为游击队培养了四五百名骨干，这些同志以后分配到部队中有的当了中队长、排长，有的当了指导员，也有的当了民运工作队员，同时也充实了支队领导机关。这些同志绝大部分提高了政治觉悟，坚定了政治立场，对抗战胜利充满了信心，再以后从游击队改编成新一旅，直到以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对部队的建设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据现在想到的，李钟玄、王敬春、苗国珍、阎宏璋、荫树桢、袁乃蕴、郑聚夫、杨鹤如、杨鸿如、李文卿等，都是那时的随校学员。
　　由于当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军步步紧逼，在人们心中普遍存在着失败情绪，所以学员教育的重点，首先，是解决抗战必胜的信心问题；其次，根据当时具体情况，周围有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处理好统一战线关系，争取友军团结抗战，是十分迫切的工作，所以在学员中正确贯彻抗日统一战线，也是一项学习的重点。记得当时曾提出过：“我们和友军相距十多公里，平时他们并不怎么友好，而且互相戒备，忽然我们得到日军即将发动大举进攻的情报，这时应当怎样处理？”经过学员们展开广泛讨论，根据党中央的统战原则和政策，大家从大局着想，正确的回答是：迅速通报友军，协同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