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华，1938年参加革命，曾任晋豫边游击队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西太原纺织厂教育科长。

　　1937年9月，开封国民党市党部礼堂里，住着20多个平津流亡学生。一天来了一位自称是从豫北师管区来的天津法商学院的学生，名叫庄金林，他说：“豫北师管区在新乡办一个训练班，培养初级军官，有志者可随我去。”当时不愿做亡国奴的激情，鼓起了我的勇气，当即报名前去。训练班将我们一起去的编入学生队，过起了紧张的军事生活。课程有朱瑞讲的游击战术，刘子超讲的辩证唯物论，使我明白了许多道理。特别是朱瑞讲的红军英勇战斗的史实，使我对红军的向往、对共产党的崇敬油然而生。在此期间，我结识了朱瑞、敖纪民、刘祖璋、肖鲁、庄金林等，他们启迪了我的革命思想。10月，训练班迁到辉县百泉，第一期学员结业，有些人分配出去工作，我被留下来继续受训。11月下旬，我和学生队一些同学分配到焦作，由豫北师管区部队编成的国民党预备第二师（后改为十师），师长是原豫北师管区司令张轸。12月，我们随这个师，由焦作南渡黄河，到了孝义（今巩县），1938年1月又调至许昌，驻在汤恩伯第二十集团军军部住地顺店村。进村后村口各地都设了岗哨，学生队的人不准出村。一天，汤恩伯亲自来讲话，意思是说：黄河南、北都是在抗日，去鲁山受训也是为了抗日。讲完后有人提出不去鲁山，请求遣散。汤当场答应，愿走者发护照一张，法币6元。我问敖纪民怎么办，敖说去晋城找朱瑞，我一听很高兴。1938年2月到晋城，见到一些熟人，有袁训家、王学西、李志强、方升普、邢恩熙、张玉洁等。不几天，日军进攻，我们便在朱瑞、唐天际的带领下从晋城去阳城。接着，我们一行与阳城县机关和县武装一起，撤出县城。晋城、阳城都沦陷了。

　　我们从阳城出发，向北行进，中午到了汉上村，敖纪民在村边一个碾盘边，把我们召集在一起，说：上级决定成立晋豫边游击队，唐是司令员，方是参谋长，我是政治部主任，刘祖璋是组织科长，张玉洁是宣传科长，民运科长是田民，他是本地人，说话好懂，总务科长是邢恩熙，阎季全是副科长，其余的人都是民运队员。当时的队员就是我和陈颀、马楠、刘玉娥、岳凤仙、安玉娥、夏雨花、傅秀莲等。袁训家、王学西、杨希孔、李志强等都在司令部。我从此参加了革命队伍。

　　几天的翻山越岭，对我这个平原长大的孩子来说，确实是艰辛的，而为了革命，心情却十分舒畅，一路有说有笑。最后到达阳城西南约五十公里的横河镇。我们民运队特别忙碌，早出晚归，虽然语言有些不通，但与群众的心是相通的。由于阎锡山的长期封建统治，这里又地处深山，所以群众对外边的事情知道得很少，特别是横河一带80%以上是佃农，租种着千峰寺的土地，我们最初接近群众时他们连日本都未曾听说过，就连飞机能扔炸弹都不知道，经过我们耐心的宣传教育，群众在逐渐觉醒，并和我们越来越融洽。

　　不久，我们从横河迁往下寺坪后，国民党五十三军万福麟部进驻横河，一天，我和陈颀、岳凤仙、刘玉娥等到横河做群众工作，忽然看见万福麟从前面顺河道而来，他走到陈颀跟前，说：“老疙瘩，枪比你还高啊。”陈颀立即说：“万军长我可喜欢小枪啦，可惜我没有啊！”万笑了笑说：“来，我送你一支。”说着就领我们走进一座小庙里，叫人拿来一枝左轮及三十发子弹交给陈颀，我们谢过后，便高高兴兴地回到政治部，陈将枪交给了领导。

　　4月，我们这支游击队向济源县进军，到达邵原镇北边的一些村庄驻军。政治部住在黄楝树，与司令部隔河相望。每天我和刘玉娥到附近村庄去发动群众，我们每到一村，必先和闾长或保长接洽，得先说服他们才能召集各种会议，群众经过宣传后，都能迸发出抗日的热情，拥护八路军，我们工作虽辛苦些，而心里却感到安慰。一天，听阎季全说要发军衣，每人还发一元零花钱，真叫人喜出望外。次日发了单军衣，还有帽子、皮带和绑腿。当时迫不及待地穿了起来，但不会打绑腿，还是阎季全帮的忙。戎装新着，心情爽朗，我真的成了一名人民武装战士———八路军了。

　　一天，敖主任召集大家开会，要在黄楝树开个规模较大的军民联欢会，要大家出点节目。会后张玉洁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剧本，是写一个妇女抱着一个被日机炸死的儿子小保在悲痛地控诉日军的残暴。但谁能担当这个角色呢？大家没有演过剧啊。而张玉洁说，为了抗日，为了革命，有啥不能做，我装小保的娘。其他四五个角色随即确定了。我对自己的角色有点踌躇，有同志要来了个“公鸡下蛋”的魔术，要我装扮成公鸡，除了学鸡叫，还得扑打着翅膀学鸡下蛋状，真有点难为情，但听到张的热情、坚毅的表白后，便勇气十足地担当了这一角色，结果“小保的血”和“公鸡下蛋”演出后，群众很满意。

　　一天，回到政治部，敖主任正在看书，见我进来便笑着对我说：“今天唐司令请客。”我说：“吃什么好饭？”敖说：“不知道。”我们到司令部一看，摆了长长一些桌子，两边都是板凳，唯有中间有两把椅子。工夫不大，谌秘书招呼大家坐下，后边是司令部的一些人，又来了唐司令和耿希贤坐在椅子上。这时饭也上来了，是蒸馍，脸盆里盛着有猪肉的菜，谌秘书说：“今天，唐天际司令和耿希贤同志结为秦晋，我们大家祝贺。”大家立即欢快了起来。陈颀提出叫耿唱“特别快车”，有的提出叫唐唱“桃花江”，有的说唱“三轮车的小姐”，我说唱“迷途的羔羊”。七嘴八舌说了半天，唐和耿合唱了一段游击队之歌。唱完后陈颀拉着马楠说：“来，咱们唱‘乖乖特别快’。”大家哄笑起来，随即吃了饭，一场生动热烈的婚礼宣告结束。

　　4月28日，在黄楝树召开了建立游击队的大会，敖主任宣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详细解释了内容。这时已收编了一支国民党第二十九军杨凤堂营长带的溃散部队，有二百五六十人。对于这次大会上讲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杨部战士听了只是感到新鲜，并未引起他们很大注意。会后队伍转移到北寨，转移的那天，政治部进行纪律检查，并对群众宣传红军的这一光荣传统。检查后发现，杨部大部分铺草未送，室内外未扫，损物未偿还，借物油灯一盏未还。经汇报后，唐司令、敖主任找杨面谈此事，杨感到气愤，回去就集合队伍训了一顿话，又派人登门道歉，并补做了应做的一切。这一行动，对改造旧队伍、对我们自己，都是一次很大的教育，对群众也是一次教育。

　　在北寨时，薛迅负责成立了一个吸收知识青年的干部训练班，有100余人。政治部叫我去负责整队、点名，并教唱歌。我一向是站在队里听别人发口令，现在轮到我发口令了，并且将随着我的口令集合或解散，心里虽是胆怯，但也是甜滋滋的。这个训练班里有三个同志比较突出。一是关菲，他的文化程度高，懂事多，并且善于唱歌。再就是张学恭和他的姐姐张冰清，他们是医务工作者，在当时还算是尖子人才哩。训练班虽只有半个多月，但在晋豫边抗战史上有它重要的一页。当时聂真、薛迅、方升普、敖纪民等都给他们讲过课，还值得一提的是政治部敌军工作科科长、日本女同志程清志（原清志，原是日共党员），还教了一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类的日语口号，虽是口号，而学员们深深理解到日本军阀和日本人民的本质不同，也证明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精神的伟大。

　　一天，政治部进行战斗动员，会上敖主任说济源城的日军沿济邵公路向邵原镇进犯，我们将在公路一侧伏击它。政治部必要时分到各连队，做宣传鼓动工作，大家要做好战斗准备。会后，人们心情紧张地在准备行装，每人还领到一个救急包。因为都是第一次参加战斗，虽然嘴上说的都是互相鼓励的话，但心里仍很紧张、茫然，甚至忐忑不安。夜幕降临，便整队出发。开始沿着公路走，不久便转向北山坡羊肠小道朝东行，直至黎明。听到前方枪声大作，据说是某部队已和敌人交火，我们依然前进，天明，已看清南面山上人影移动，敌机在低空盘旋，我们停止前进，严阵以待。9点多钟，枪声停止，据说某部已转移，敌人沿公路西进了，我们的部队没能与敌人交上火。此后我们暂时离开豫北，进驻阳城。

　　在豫北虽然停留时间不长，而我们的游击队却已初具规模。当时有警备大队、一大队、二大队、三大队等番号。在发动群众方面，已帮助一些村建立了自卫团、救国会等组织。通过这些斗争，使我从蒙昧的不愿当亡国奴的状态中向自觉革命迈出了一大步。对共产党由崇敬、羡慕到想参加，并自觉地按着党员标准去做。但当时党属于秘密状态，怎样才能入党呢，仍很渺茫。

　　7月中旬，部队从阳城移师南底村，我被派到一大队协助做政治工作。汪松渔大队长说：“你进步好快啊！”我说：“不进步不行，我要加入共产党，必须是先进。”他感到惊讶：“你还不是党员？”我说：“不是，杨伯笙副主任曾介绍过，但未被批准。”汪随即说：“我来介绍你。”说完就从皮包内拿出了志愿书，叫我填写了。三天后张玉洁对我说：“政治部决定你去一大队当指导员，你要把巩固部队工作做好，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起模范带头作用。现在就去，随部队出发。”我惊喜非常，但又自问工作能做好吗？转而一想要努力，须坚强，要照着张的话去做。我到一大队见了汪大队长，给了他介绍信，汪笑着说：到底把你要来了，到一中队去当指导员。随后，汪给了我一本油印的党员课本，并将连里七个党员名单给了我。经过数日行军，部队到达绛县白水镇。次日就到政治部找敖主任谈了几天的体会，也汇报了工作，敖未发一言，随即将张玉洁叫来说：“这个老汪，怎么搞的，他的党籍尚未确定，怎么就讲起党课来了，党员名单也给了他。”张说：“回头我找老汪谈谈。”8月5日部队向垣曲进发，在行军途中杨希孔教导员对我说：“你已被批准入党了，候补期半年，好好工作吧，争取到时转正。”当时我感到非常兴奋，觉得自己好像长高了许多，已不是17岁的孩子了。

　　9月16日部队到达济源县境，我大队驻前沿武山村。

　　我的入党介绍人汪松渔，是位老红军，湖北人，作战坚决，指挥有方，作风民主，平易近人。从武山往青龙转移的路上他对我说：“最近，我的脾气很不好，不是要负伤就是要死。”我笑笑说：“老红军还讲迷信吗？”汪说：“可是我总是想发火啊！”我说“那是我们打了败仗。”他没有表态，到达阳城后第二天听说汪大队长病了，我去看了一下，好像没有什么大病，张学恭大夫看过了，也没有说什么。可惜当时医疗条件太差了，我安慰了几句就要走了，汪说：“要注意巩固部队，提高战斗素质。”停了一下汪又问：“你们的墙报出来了没有？”我说：“快啦，稿子都齐了，还有两篇没有抄，陈颀在给我帮忙。”第三天中午，敖主任给我写来一张纸条，叫我去看一下汪，我立即去到大队部，见汪躺在床上，用手乱画，神志不清，地下站了许多人，都是默不作声，既悲伤又无可奈何。好久人们都走散了。当天夜间汪松渔与世长辞了，他给我的印象很深，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

　　汪松渔病逝后，黄荻秋同志接任大队长。11月的一天，我中队接受了迎接彭总从垣曲到达阳城的任务，而后由其他大队护送至端氏，要求保密，对战士也不要讲明，到垣曲后也只说是接送一位领导干部，什么人，不知道。李景良副参谋长带警备大队一个排负责全面指挥。会后我和庞汝霖中队长回到中队进行行军动员，另外我秘密召开了党的支部会，进行了动员（庞当时还不是党员），会上我提出行军要保密，沿途不必多接近群众，并加了岗哨警戒。次日天明出发，第二天晚间到达垣曲县城，城内空旷无人，吃了点随身带的干粮，李景良副参谋长、黄荻秋大队长带着庞中队长和我去布置岗哨，并规定从河底到城外山包上为我中队警戒区，除岗哨外要派流动哨，对行人要严密监视。10点多钟，只见对岸驶来两条木船，抵岸后下来二三十人，上岸后，即整队前进，这时通讯员通知，撤哨整队，随队伍前进，走了约10公里，前面传来口令，原地休息。我布置好岗哨就向前走去。一看是彭老总，我这是第一次啊，没走多远，就见彭老总坐在一块石头上仰头休息，身穿一身战士服装，面孔非常和蔼。经过两天行军安全到达阳城，我为圆满完成这一任务感到高兴。次日在阳城县府召开有地方干部和部队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干部会，桌上放着四盘小吃，彭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话，没有动一下。会议散了，我们每一个人对抗日必胜、日军必败的信心增强了百倍。

　　1939年10月初，杨尚昆、邓小平在阳城开福寺支队司令部院内召集全支队干部战士讲话，我是第一次见到他们。杨说山西自“秋林会议”以后，开始向后转，反共、投降日趋明显。我们一定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自这次会以后，阳城空气日渐紧张，国民党驻军不时对我战士表示，希望他们到中央军去。我们的战士却给以轻蔑的回答，并告诉他们只有坚持抗战，中国才有出路。12月初，村干部被杀，区干部被绑架的消息频频传来，后来竟听到县府被包围，干部被绑架、被杀害的消息，对于顽军的这些活动，我真是气愤极了，一次去沁水县固县镇行军途中发现好几个没有掩埋的尸体。到端氏后，见到卢曙天说了此事，卢说：“这些人太残忍了。”我说：“为什么不打一下？”卢说：“团结抗战，还不是为了统一战线。”我很生气，卢的心情也不平静。次日大队命我们中队到固县镇驻防。这是沁水县四区区公所所在地。到后，和区干部联系，告他们，如有人找麻烦请通知我。第三天傍晚，区上通讯员告诉我说顽军在区上找麻烦，我说你回去吧，我就和周家帮中队长商量怎么办。周说你带上机枪班先去，随后我集合队伍，听候你的招呼。如果打响了，我就从北面包抄上去，你就往北撤。我带机枪班去区公所，到了门口布置好，我只身进到屋里，区长迎上前来。对方是三个人，我问对方来此有何公干？他们说：“我们在此了解了许多情况，群众对区公所很不满意，我们就是来找区长谈一谈，使他们改正做法。”我说：“我们都是军队，区公所是地方政权，军队不能干涉地方政权的事。”对方说：“他们区公所有阎司令长官的委任状吗？合法吗？”我笑了笑说：“阎司令长官在那里呀！有没有委任状，你问他去。我想如果没有委任状，怎么能当上区长呢？如果谁想当就当，尊驾为什么不当区长啊！”对方说：“我们是奉上司的命令来的。”我说：“我也不是自由行动。”对方说：“你如果不是干涉政权，你来此做甚。”我说：“我就在此地驻防，来此地想请区上协助解决粮食问题，明天我们要吃饭啊，吃不饱肚子怎么抗日？！摩擦饭是吃不饱的。你们还是去吧！”这时区长说话了：“大家都是为公，都是为抗日，贵军粮食我们一定负责。”对方悻悻地说：“那我们去吧！”他们走了，我回到中队。熄灯后，听到有人说：“发现敌情。”我一翻身起来，就到院里去查看，队伍正在集合，就听窑顶上有人喊：“缴枪吧，你们被包围了，缴枪不杀。”我一听是三中队指导员王克让的声音，我说：“王指导员，你捣什么鬼呀！”王说：“呀！林指导员，他们说这里有一股土匪，大队长叫我来收编的。”我说：“谁说这里有土匪？”他说：“是二战区的人。”我一听明白了，肯定昨天来的人回去造的谣。至此我们明白了，王也带着队伍走了。第二天接到通知，命我回端氏大队部，到大队部时，敖政委也在。开会时敖指出我没有掌握好统一战线政策，不会做争取友军的工作，并指出我进贾敬德家（阎锡山的秘书长）动员抗日经费的做法也是错误的。这时我明白了，原来是开我的斗争会，会上陈皓大队长说了几句话，我作了检查。会后我找敖政委说：“我思想不通。”敖说：“再不通，撤你的职。”卢曙天也在一旁说：“错了不怕，改了就好。”当时我想不通为什么对待顽固分子这样客气！

　　我这一段回忆，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只是平铺直叙地作了些记述，以纪念那段难忘的战斗岁月。